李济深：一张十几年前的旧报纸 -
最近重新看了一遍电影《建国大业》，发现这部十几年前的电影有些细节很值得考究。
那会儿大概是因为年岁小，所以很多剧情其实都只是看了看热闹，大家相互比较，认出了几个明星脸，从来也没有想过，每一个出场过的历史人物的含义。
比如李济深。
李济深这个角色在《建国大业》这种群像电影中，出场次数并不多，但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基本上这个角色每出场一次，就交代一个历史背景，不仅仅是剧情展现的当下，还有脱离剧情之外几十年的历史。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李济深是个分量相当重的角色，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，1949年新政协召开，他是作为民革代表出席的，并且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。
一
《建国大业》剧情进展至辽沈战役胜利后，大约是1948年末至1949年初。
当时困居香港的李济深家里迎来了不速之客，根据字幕显示，来人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说客卢广生。根据电影资料显示，卢广生不光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水客，还有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特务的身份（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）。
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。
李济深看着桌上的那张报纸说：“你来看我，带了张十八年前的旧报纸，用心良苦啊。”
卢广生说：
“您跟总统之间的恩怨，那是本党自己的事。您跟共产党之间，您别忘了，当年在广州杀了他们多少人？”
李济深问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卢广生说：“跟我回南京，行政院、立法院随您挑，只要不投共就行。”
李济深说：“封官许愿，你说，我会去吗？”
卢广生继续劝：“任公，临来的时候副总统已经交代了，希望通过您与共党进行沟通，至于条件嘛，无不可谈，就是划江而治，也不是不行。”
李济深气愤地说：“划江而治，这是分裂中国。你告诉李宗仁，这个千古骂名，他背不起！”
李济深与卢广生对话并不长，但却透露出很多信息。
1948年年中以后，当时的政界对走“第三条道路”的呼声特别高，宋子文还亲自到香港去，想和李济深合作，疏通张发奎、余汉谋、薛岳、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，在广东另组政府，重举孙中山旗帜，推翻蒋介石，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。
不光如此，当时美国人也派了一个他们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到香港，鼓动他成立一个由美国人支持的新政府，甚至还派记者上门（电影《建国大业》中对此也有体现，成龙饰演记者）。
李济深当时所面临的选择显然非常多。
不过，也可能是因为电影时长以及布局安排问题，李济深与卢广生这段谈话在时间上相较于现实可能滞后了一点。
从1948年秋开始，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就已经略见成效，他那时已经下定了决心北上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。但因为国民党当局以及港英政府阻挠，出行很受阻碍
周恩来为此特意指示潘汉年要小心应对，利用过圣诞节（12月25日）的假日，安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登上一艘苏联货船。
按照时间推算，李济深抵达大连应该是十多天以后，即1949年初。
二
影片中，李济深与卢广生对话，特意提到了一张十八年前的旧报纸。
按照1949年往前推算应该是1931年，但这个时间节点很明显不对。
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李济深被蒋介石释放，之前因为1929年蒋桂大战，李济深站队李宗仁、白崇禧被蒋软禁，剥夺军政大权的同时并被宣布“永远开除党籍”。
李济深获释后，同年11月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，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。
只是当时李济深并未受蒋收买，而是掉头返回了广州，继续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。
要按照正常劝降的那套逻辑，卢广生带去给李济深看的那张报纸上的内容很明显不是。
电影中，卢广生随后跟了一句：
“您跟总统之间的恩怨，那是本党自己的事。您跟共产党之间，您别忘了，当年在广州杀了他们多少人？”
卢广生提及广州一事，应该是1927年。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，李济深同月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，并在会后返回广州，发动“四一五政变”。
根据资料记载，李济深在派兵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后，被其屠杀的共产党人以及革命群众就达到了2000多人，包括邓培、萧楚女、熊雄等一批党创建初期有影响力的领导人。
南昌起义后，李济深还派兵积极进攻进入潮汕的起义部队。
也因为李济深进攻南昌起义部队，导致广州空虚，为南下的张发奎提供了夺取广东政权的机会，当然客观上也为我党发动广州起义奠定了基础。
也不难看出，在1927年这个时间节点上，李济深是追随蒋介石的。
李济深手上有这笔“血债”，所以电影里他对北上一事顾虑重重。
1949年6月（影片时间），新政协召开前夕，毛主席找到李济深（民革主席）、张澜（民盟主席），并对他们说：
“准备提名二位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。”
张澜没有出声，李济深却顾虑重重，末了说了一句：
“我杀过你们共产党。”
电影中，唐国强饰演的毛主席沉吟了一下，咳嗽了一声，随后才缓缓地说台词，据唐国强自己说：
“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胸怀，但对方的话并不是没有触动他——他毕竟曾经是你的敌人。那么这一种瞬间的停顿是非常正常的，而不是那种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”，这样倒反让人觉得有点假。这个停顿也有点伤心，这就是心理活动。”
很明显，这里李济深与卢广生谈话里的“十八年前的旧报纸”就有了冲突。
《浙江省戏剧家协会》刊文《粤剧《抉择》 | 用信仰之光照亮舞台》，这里面提到的粤剧《抉择》讲得也是李济深1948年这段时间的内心考量，剧中敌特用于劝说李济深的“报纸”就直接改称为1927年，与此同时的还有毛人凤的信。
“（军统特务头子黄翠维送的）旧报纸上登的是当年李济深判断错误，奉命清党，杀害共产党的报道。毛人凤的信则是阴谋挑拨李济深和共产党的关系，阻止他北上的步伐。”
三
李济深纠结要不要北上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电影《建国大业》李济深和蔡廷锴两人一起登场就是在1948年5月1日新华社公布“五一”劳动节口号后，两人正在下棋，当时两人同样在纠结要不要站队。
后来两人第二次再出场，就是“五一”劳动节口号播发以后，民盟与民革都响应，但张澜当时困居上海，无法脱身，而李济深则是有另外一重考量。
蔡廷锴：
“任公（李济深字任潮），毛泽东写了亲笔信给您，您还顾虑什么？”
李济深：
“当初在福建，相约一道反蒋，可是他们变了卦。”
蔡廷锴：
“福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数年了，再说那是博古，不是毛泽东。”
李济深：“我不是记仇，实在是跌跟头跌怕了，老蒋拿我们玩儿了几十年，中共这些年虽然信誉很好，可万一呢？旗号刚立起来，我既然坐在了民革主席这个位子上，就不得不为民革的前途和命运尽心尽力。”
蔡廷锴：“我们先单独发表一份申明，以反蒋的名义，重申我们反对一党独裁的宗旨，就算是对中共一个回应。”
李济深口中“当初在福建相约一道反蒋”，指的应该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。
蔡廷锴过去曾参加过南昌起义，但他其实是被裹挟参加，后来就脱离了起义队伍，但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彻底撕破脸，这里等于说预先埋伏了钉子（过去聊过蔡廷锴，视频也有，可移步去观看），所部编为十九路军。蒋光鼐任总指挥，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军长。
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，李济深负责调停双方，但因说了太多桂系的豪华（李本人既是桂系，又是粤系）引起蒋介石不快，后被蒋骗到了南京，以伙同李宗仁、白崇禧“分头发难，谋反党国”为罪名软禁于南京汤山。
至1931年才获释（之前说过）。
李济深后来与蒋决裂，终身致力于反蒋，并于1932年联合方鼎英、陈铭枢成立“革命军事委员会”，蒋光鼐、蔡廷锴也都参与其中。
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，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，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，即福建事变。
李济深、陈铭枢通过蔡廷锴的关系，与闽西红军取得联系，相约共同反蒋抗日，双方当时甚至签署了《反蒋反日同盟协定》。
应该指出的是，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，对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作战是很有利的，既分化了敌军势力，又能团结壮大己身。
可当时掌握话语权的是“左”倾路线执行者，博古秉持王明的意见，认为李济深是“军阀”，“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”，导致双方合作失败。
不久之后，国民党军大举压进，仅3个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，一年后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踏上长征路。
毛主席后来谈及此时，认为红军是“丧失良机”。
李济深对此事耿耿于怀，也不是不能理解，如果依照这个逻辑，到1948年国民党当局派说客，出示1933年年份的报纸其实比出示1927年年份报纸也许更有说服力。
这两年发生的事都是击中李济深内心软肋。
结语
总而言之李济深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。
大革命时期他追随孙中山先生，后来孙中山先生去世后，他又听信蒋介石，使得在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，他便追随在广州“清党”，尽管他有心反对屠杀，但也架不住下面的人动手，这件事令他内疚了一辈子。
“每想起这件事，我深感内疚，对不起人民。我当时有清党之心，而无杀人之意啊！”
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，李济深本来是负责调停双方矛盾，结果反被蒋误为是站队桂系，结果被蒋软禁，自此李济深与蒋介石产生矛盾，从此以后双方水火不容。
福建事变后，李济深手中唯一的军事力量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被蒋打垮收编。
李济深尽管失势，但在国民党派系众多的内部始终独树一帜，后来更是成为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中坚力量，在历史潮流的关键时刻，他终于做出了最正确的抉择。